地方与能源央企的关系正呈现微妙转变，即从热情招商走向冷静看待、讨价还价。长远看来，这种博弈的出现，是生态之福、人民之幸。
近日，陕西榆林市当地法院向长庆油田送达了《执行裁定书》，要求其缴纳过去两年多在榆林境内开采油气的水土流失补偿费7.4亿元，以及1.1亿元罚款，并冻结长庆油田23个银行账户。这一举动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，因为过去在石化行业被征收“水土流失补偿费”的企业少之又少。
榆林的做法之所以惹人注目，原因无非：第一，很多地方对此类垄断央企是奉为上宾、至少也是不敢得罪的，榆林敢于叫板中石油，侧面说明二者矛盾由来已久并暂难调和；第二，国家层面的《水土保持法》尽管规定了“水土流失补偿费”，实际上基本属于“空转”，榆林吃这个“螃蟹”，多少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；第三，榆林此番援引的陕西省的征收标准，要远高于《水土保持法》，自然容易引起石化系统的某种不满。
榆林追缴水土流失补偿费并开出罚单，到底该不该？我们知道，油田在当地施工作业，必然对周边生态产生一定影响，事实上亦早已留下难以愈合的生态创伤。这种生态创伤的疗治和修复，最后还得由当地政府（民众）买单。因此，按“谁损害、谁补偿”的常识，以及《水土保持法》规定，当地向开发企业收取补偿费用，整体而言合情合理合法。相反，“过去被征收这一补偿费的企业少之又少”，恰恰不正常，是生态补偿机制的一种失灵。
近些年，“生态文明建设”被列入顶层设计的视野，生态补偿正日益从纸面走向现实。从中央布局看，今后国家对建立保护“自然资源资产”的激励机制，决心已经下定——将对“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不到位、所有权人权益不落实”的生态保护短板进行制度设计，区分厘清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之“权利”和监管权之“权力”。不难看出，中央对自然资源这一“难再生资产”的认识更为深入，对于这一“资产”的管理也体现出更清晰的分层：第一个层次也是基本层次，企业使用这种“资产”，就必须回报“所有权人”（全民）；第二个层次也是底线层次，企业如果对这种“资产”造成生态损伤，就必须处以罚款和惩戒。显然，榆林选择这个独特的时间节点采取举动，既有长期深思熟虑的成分，又有对最新中央精神的领悟。
当然，大方向明确了，细节仍有待逐步明确和完善。比如，谁来收？怎么收？收多少……也不宜各行其是，而应全国一盘棋。比如，陕西省的“水土流失补偿费”是2007年经省人大同意，由主管部门会同财政、物价等部门制定的。这个据说“远高于”《水土保持法》的地方性补偿标准，是否具备充分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说服力？还需辨析。又如，自然资源资产的“所有权人”之“产权”与“管理者”之“监管权”如何界定？中央对各地政府应如何授权？从这次榆林追缴水土流失补偿费和罚款的措辞观之，既“追债”，又“罚款”，显然当地政府是同时以“权利人”和“监管者”的身份出现的。权利的声张，与权力的执行，本应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。身份一旦模糊、诉求如果混同，难免给企业以“地方保护”的口实。在政府“自我革命”的宏大语境下，对此必须有明确的界定和厘清，做到既不缺位，又不超越边界。
从趋势上看，榆林的巨额罚单尽管“空前”，未必“绝后”，因为多年来，由于央企税收地方受益有限，而生态补偿压力日益沉重，地方政府与能源央企的关系正呈现微妙转变，即从热情招商走向冷静看待、讨价还价。长远看来，这种博弈的出现，是生态之福、人民之幸。但如何让这种博弈沿着理智、规范、多赢的方向发展，仍然是“而今漫步从头越”。